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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港大罢工纪念馆设立于1985年，位于广州市越秀南东园横路3号，是为纪念1925年广州、香港两地工人在中国领导下举行的反帝爱国斗争运动而设立的纪念性博物馆。

  纪念馆馆址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内。旧址所在地东园始建于清末，是当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花园别墅。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东革命政府征用东园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办事处。1926年11月，该处房屋被反动分子纵火焚毁，仅存东园门楼、荷花池和一棵古树。1962年7月，旧址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原由罢工纠察队使用的红楼。

  馆内设有基本陈列“省港大罢工史迹展”，从“工人运动开启新篇、省港罢工震惊中外、省港工运历史丰碑”三个部分系统介绍从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广州、香港的工人在中国的领导下，同仇敌忾，顽强战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历史。

  1926年6月，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广州创办一所以培养高级工人运动人才为目标的工人大学——劳动学院，主要负责培训广州、香港以及各地工会领导干部和工运人才，、邓中夏曾将它誉为“工人阶级的最高学府”。1926 年至1927 年间，劳动学院先后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所在地东园、南华楼办学，共举办两届，培育学生700多名。

  作为中国的早期实践，劳动学院在省港大罢工的浪潮中诞生，为提高工人的政治素质，用革命理论武装工人头脑，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浪潮中，工人运动作为革命的重要力量，急需一批具备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新型领导人才。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全国反帝运动空前高涨。其中，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参加人数达25万，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如此庞大的运动规模对干部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1925年，省港罢工委员会创办了以冯菊坡为校长的临时宣传学校，培养了邓发、林锵云等数十名骨干，但该校仅能开展短期培训，课程设置以宣传技巧为主，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等，缺乏系统的理论教学和组织能力培养。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精确指出：“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这一决议为新型工运人才教育培训提供了政策依据，但随着省港大罢工的深入，临时宣传学校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复杂问题面前常显力不从心。1926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中央已敏锐意识到“职工运动的人才极为缺乏，尤其是下级干部人才”，明白准确地提出“设立一高级训练班——在上海或广州——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才”。此时的省港大罢工正面临战略转型，这要求干部不仅要懂群众动员，更要掌握正确的策略，如何领导这场运动，用思想武器教育工人成了当务之急。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1926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在《工人之路特号》上刊登劳动学院的招生简章，说明劳动学院“以研究工人运动，养成工会人才为宗旨”，由邓中夏担任劳动学院院长。为确保培养质量，劳动学院建立了一套严格而独特的招生制度。1926年6月11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布通告，明确招生资格为“现任工会职员，能阅读书报，又能按期上课者”，这一限定确保学员具备一定的阶级基础和实践经验。名额初定为170人，但因报考人数众多且质量优良，最终录取规模大幅扩充。

  考试选拔体系体现了革命与实践结合的特点。考官团由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张瑞成、教务主任唐锄强、罢工纠察队训育主任彭月生等广东籍党员组成，分笔试、读报、口试三部分进行。其中笔试题目堪称创新：“一、现在工会担任什么职务；二、在工会办事有几年；三、在工会办事有什么困难；四、省港罢工为了什么；五、为何需要北伐。”这样一些问题完全摒弃了传统学校对文化知识的考查，转而聚焦工会实务和革命认知。据《工人之路》记载，应考工人“对各种问题均有充分了解”，如对“省港罢工为了什么”一题，普遍能答出“反抗英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点，展现出经过省港大罢工锻炼后的阶级觉悟提升。录取过程中，劳动学院两次扩充学额：首次确定正取生193人、备取28人；6月29日又对携带工会介绍书的工人进行补考，最终录取总数超过200人。社会各团体请求旁听的人数也突破180人，以致出现“名额座位已满，不能再为容纳”的盛况。学员构成高度多元：香港海员占32%、广州洋务工人占28%、铁路工人占15%、印务等别的行业占25%。这种多元背景的融合，为跨行业工运经验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1926年6月27日，第一期劳动学院在广州东园训育亭举行开学典礼。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参加开学典礼并致辞，他分析了当前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和帝国主义勾结，强调要学会与敌人斗争的知识和本领，掌握与敌人斗争的手段。而我们的祖国目前的教育大多数都是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无产阶级目前很需要通过教育获得与敌人斗争的方法、学到打倒帝国主义的战术、消灭军阀和资本主义的智谋。他勉励学员：“诸君也要看此劳动学院当作一个大火炉，自己却是当作一枝很粗的坚强的钢铁。把自己投到炉中去煅炼，炼到成一个坚强不挠能够担当伟大事业的革命家，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去奋斗，以得到本阶级彻底的解放！”在劳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学生们还表演白话剧《最后的胜利》，辅以诗歌、舞蹈等游艺活动，将革命教育与文化娱乐有机结合，彰显了劳动学院的独特办学风格。

  劳动学院开班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聘请邓中夏担任劳动学院院长，师资由专职教员与兼职教员构成，以兼职教员为主，聘请著名的工运领袖、优秀的员骨干及社会名流、学者、专家兼任教授，为学员传授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先后开设21门课。课程主要有《世界职工运动》《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政治状况》《工会组织法》《广东工会问题》《省港罢工》等。劳动学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理论武装学生，教学采取课堂讲授、专题演讲、问题解答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授课时间为晚上7时至9时。为提高教学效果，劳动学院注重教育学生的方式的通俗化。邓中夏指导编辑《工人读本》时强调“用词浅显，句子简短，切忌欧化语言”，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斗争实际。萧楚女讲课善用广东方言和生活案例，如将帝国主义比作“吸人血的蚊子”，将军阀比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学员易于理解。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极大提升了学习效果，为后续革命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工人教育设施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俱乐部规模宏大，其总部设在太平戏院，每晚7时上演电影、新剧、粤剧，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和各区工人轮流观看。劳动学院内部也分设俱乐部，设施更为完善，设有书报阅览区、壁报专栏，并组织游艺团体，由足球队、国乐队、演讲队等组成，以陶冶工人情操。其中“同乐会”是最具特色的活动形式，由师生在会上各抒己见，围绕“如何打破英帝国主义的封锁”“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等议题自由讨论，这种平等互动的氛围，极大激发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

  学生会的自主管理是劳动学院教育学生的方式的另一大创新。1926年7月5日至7日，劳动学院学生仅用3天就完成了学生会组建，推举杜义昌、周祯等7人为学生会主席团，并选举产生7名学生会执行委员并召开首次执委会。劳动学院作为中国工人教育的创举，其学生会又以如此民主、科学、高效的方式产生，这也标志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愈加成熟。学生会设教务科、组织科、宣传科、俱乐科、游艺股等，协助学院教务发展，深度参与学院管理。第五次执委会通过“增加新闻学及妇女运动学”提案，7月19日与学院职员召开联席会议，规范壁报、演讲队管理等事项，起草《援助海关自主宣言》《声援韩国独立运动通电》，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正如《工人之路》所言：“该院学生会必能领导该院同学，努力协助院务之发展。”由此可见，学生会已经成长为劳动学院人的亲密战友和有力助手。

  经过3个月的集中学习，劳动学院于1926年10月6日至7日举行毕业考试，考试科目为工会组织法、中国职工运动、广东工会问题等，与、邓中夏等人的授课内容紧密相关，考试着重考查学生自身思想水平及各授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考试合格准予毕业者共计119人，所有备取生、旁听生成绩良好者，亦一律与正取生取得同样的正式毕业证书。

  为养成更多工会人才，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续办第二届劳动学院，院长仍为邓中夏，报考资格及所授功课均与第一届相同，院址由东园转至西濠口南华楼四楼。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向各工会强调续办劳动学院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肩负着领导革命达到人类完全解放，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重任，一定要通过学习来强化战斗的方法，要求各工会按章介绍职员工友投考，以扩充工人阶级战斗的队伍，增强战斗力。通过广泛宣传，第二届劳动学院的招生情况极佳，每日报名者，纷至沓来。10月20日录取新生221名，尚有各工人学校升学者50名，共计271名学生。25日晚，第二届劳动学院正式开课。

  由于国内外情况出现重要变化，为配合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国广东区委及省港罢工委员会经过周详研究和缜密考虑，于1926年10月毅然作出了自动停止武装封锁、结束省港大罢工的决定。不久，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反动分子纵火破坏，广州革命形势愈发严峻，受此影响，第二届劳动学院直至1927年4月上旬才结业。第三届劳动学院在1927年4月12日开学，学生200余人。开学3天后，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学院被封，此后即不再存在。

  劳动学院的成功离不开早期领导人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他们以卓越的理论素养和革命经验，为学院确立了培养工会领袖人才的办学方向，使劳动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熔炉”。邓中夏作为院长，为劳动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他早年办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后任上海大学教授，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劳动学院明确了三大办学意义：即提高民族革命斗争的战术理论水平、锻炼斗争能力、积累管理革命营垒工作经验。他强调劳动学院与普通学校存在本质区别：一是劳动学院的学员都是从革命营垒培养出来的工会领袖；二是劳动学院的功课是从世界革命历史的实际问题上去推求革命理论；三是劳动学院研究的目标是目前切要的革命方法。邓中夏亲自讲授《省港罢工》课程，结合省港罢工实际案例分析斗争策略，使学员迅速掌握工人运动的规律和方法。

  对劳动学院的人才教育培训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他，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调查发现广州、香港工会干部存在对反帝反军阀斗争和革命前途认识模糊等问题，遂积极促成劳动学院创立。开学典礼上，发表著名的“革命熔炉”演讲说。还亲自到劳动学院讲授《工会组织法》，介绍了工会领导工人斗争的情况，讲述了唐山开滦煤矿、湖北汉冶萍钢铁公司、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工会是团结工人、训练工人的革命学校，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工会组织的理论。

  瞿秋白的到访为劳动学院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1926年8月，瞿秋白代表中央到广州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其间应教育宣传委员会邀请于29日在劳动学院作《什么是》的演讲。演讲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的基础原理，引发学员强烈反响。为此，《工人之路》从9月10日起开辟《关于方面的问题与答案》专栏，就学员提出的“阶级是怎样分的”“实现后的问题”等27个问题一一作答，广泛宣传了中国的理论主张。此外，恽代英、萧楚女、阮啸仙等人也为劳动学院贡献了重要力量。恽代英讲授《中国民族运动史》，结合《工人之路》的实践案例教授宣传技巧；萧楚女主讲《中国政治状况》，用生动比喻阐释阶级斗争；阮啸仙讲授《农动》，引导学员认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些早期理论巨匠的亲自授课，使劳动学院的教学水准达到了当时工人教育的顶峰，也说明大革命时期中国对广东工人教育事业付出了很大心血，提高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文化素质，提升了工运干部的组织能力和管理上的水准，更为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提高大革命时期广东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作出了重大贡献。

  劳动学院还注重吸收国际运动经验。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远东考察代表团到访广州时，学院邀请其讲授世界职工运动概况使学员了解欧美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这种开放的办学态度，拓宽了学员的国际视野，为他们日后参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劳动学院从诞生到停办仅历时10个月，但它培养了一大批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工运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及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如学员陈郁毕业后担任中华海员总工会主席；高擎天、黄钊担任香港总工会常务主任；黄忠、罗朗佳担任香港建筑业工会联合会正、副总干事；杜义昌担任省港工人医院院长；叶秀生担任省港罢工宣传学校第一校校长；容少泉、李沛群等担任省港劳动童子团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程鸿博担任香港九龙区委书记。

  劳动学院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干部，更在于开创了理论、实践、文化三合一的工运人才教育培训模式，为中国的干部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新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历史参照，其工学结合、德技并修的办学理念，至今仍对当代职业教育具备极其重大启示。